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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管理論叢 2018/8第 28 卷第 2 期 97-128DOI:10.6226/NTUMR.201808_28(2).0004

國際化與績效之分量迴歸分析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n Application of Quantile Regressions

摘要

國際化與績效之研究一直未能獲得一致之結論，我們認為不一致的結果導因於不同規模廠商在整體結構上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這些差異導致國際化對於廠商的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本研究根據經濟部統計處 (2006) 的「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問卷資料，應用分量迴歸模型分析國際化對台灣製造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之邊際貢獻呈現非線性之關係；其中，國際化深度對規模越大企業之影響越大，國際化經驗對小型企業之貢獻明顯高於大企業，而國際化廣度有益於大企業之績效表現，但無助於中型企業，甚至不利於小型企業。

【關鍵字】國際化、績效、企業規模、分量迴歸

Abstract

As previous s tudies have yet obta ined a consis tent re la t 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we propose that the contributions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may vary with the scale of firms. This study employs quantile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Taiwan’s manufacturing firm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is non-linear. First, the larger the firm size, the higher the marginal effects are for the dep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Second,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n small firm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n large firms. Third, the bread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on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large firms, but is not significant to medium firms, and is even negative upon small firms.【Key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firm size, quantile regression

李　揚 / 國立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Yang L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吳錦錩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Ching-Chang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劉怡君 /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博士生Yi-Chun Li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劉華順 /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財富管理處投資顧問Hua-Shun Liu, Investment Advisor, Wealth Management Departmen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Received 2015/1, Final revision received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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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企業為求掌握日益龐大與蓬勃發展的全球市場商機，無不致力於將其產品、服

務及價值鏈活動推向國際市場，以期獲得規模經濟、分散經營風險與拓展市場等競

爭優勢。然而，國際化有助於提升企業經營績效嗎？截至目前的研究，尚未取得一

致的結論，我們認為可能原因在於不同規模企業之資源稟賦、組織結構、管理系統、

投資動機等皆不相同，導致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之貢獻不盡相同。由於過去研究

皆利用迴歸模型分析國際化對績效之「平均行為」的影響，忽略了整體條件分配的

異質性，特別是分配兩端之較小規模與較大規模企業之間的差異，故而無法完整分

析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之影響；故本研究採用分量迴歸模型探討國際化對不同規

模企業的貢獻，以期較完整的描述國際化與績效之間的關係。

過去有關國際化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許多研究發現國際化對績效有正向影響（Grant, 1987;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李揚、郭憲章與楊淨麟，2005；Li, Qian, and Qian, 2012; Hsu, Lien, and Chen, 2013; 2015），然而有些則認為它們之間為負向關係 (Collins, 1990; Geringer, Tallman, and Olsen, 2000; LiPuma, 2012)，亦有文獻指出兩者存在更複雜的非線性關係 (Hitt, Hoskisson, and Kim, 1997; 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 Qian, Li, Li, and Qian, 2008; Qian, Khoury, Peng, and Qian, 2010; Assaf, Josiassen, Ratchford, and Barros, 2012; Chen, Jiang, Wang, and Hsu, 2014; Olmos and Díez-Vial, 2015)。此外，大部份之國際化研究僅針對大型企業進行分析，但藉由國際化使企業成長不單是大型企業的策略選擇，對於在國際市場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的中小企業也非常重要 (Acs and Audretsch, 1988;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Acs, Morck, Shaver, and Yeung, 1997; Lu and Beamish, 2001; Qian, 2002; Hsu, Chen, and Cheng, 2013)。於是許多學者開始對中小企業著手進行研究，例如 Hsu, W. et al. (2013) 發現國際化有助於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Lu and Beamish (2001) 及Qian (2002) 分別以日本與美國中小企業為樣本，不過前者研究發現國際化與績效為 U型關係，後者卻得到倒 U型的結果。為何國際化與績效的相關研究會有不一致的結果？何種因素造成國際化對企業

的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我們認為可能導因於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的（邊際）貢

獻不盡相同。不同規模企業在整體結構上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影響

企業之國際化策略與佈局，進而導致國際化對於企業的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規模

較大的企業擁有較多的資源、知識經驗與管理能力，更能有效的配置人力與物力及

發揮專屬優勢，亦可藉由多區域市場的營運獲得廣大地理範疇的經濟利益，這些皆

有助於國際化發揮效能。反之，規模較小的企業較缺乏資源與能力，在國際化拓展

時所面臨的障礙也較多，且不易在多個國際市場營運，所以較不適合多地區營運之

發展策略；但是，她們其可善用經營上的彈性與速度，集中資源於利基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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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管理論叢第28卷第2期

迅速掌握海外市場機會，提高國際化所帶來的貢獻。因此，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

績效的影響可能不盡相同，所適合發展的國際化策略亦應有所差異。

過去相關的研究大都在迴歸模型中加入控制變數「企業規模」探討國際化對績

效的影響，此模型隱含國際化對各種規模企業都具有相同的「邊際」效果，因此無

法觀察不同規模企業之國際化效果的差異性。相對於傳統的迴歸方法，分量迴歸能

估計解釋變數對應變數在某個「特定分量」的邊際效果，從而更清楚地描繪應變數

的整個分配特性與行為。易言之，分量迴歸可以檢視不同規模企業之國際化對績效

影響的邊際效果，且能較完整的描述國際化與績效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應

用分量迴歸模型分析不同規模企業之國際化效果，並且根據研究的結果提供不同規

模企業適合的國際化策略建議；特別是台灣係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且對國際市場依

存度非常高，研究成果可協助於台灣中小企業國際化之發展，及制定適當的國際化

策略。

本文之結構如下：除本節為緒論外，第二節為國際化與績效之相關文獻的探討，

第三節為研究假說與研究方法，第四節為實證結果分析，最後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回顧

自 Hymer (1960) 提出企業自擁優勢理論後，國際化相關理論開始蓬勃發展。理論上，企業可以透過國際化將本身自擁優勢運用在海外市場、取得規模經濟、降低

交易風險、獲得稀有資源或具成本優勢的生產要素等，為組織績效提供顯著的貢獻 (Grant, 1987; Hymer, 1960; Kogut, 1985)。Contractor (2007) 亦指出國際化除了能夠提升營運規模、分攤企業的研發成本及其他固定成本達到規模經濟外，尚能學習特殊

的海外知識、累積企業市場力量與提升企業價值。許多實證研究亦支持企業的國際

化與績效呈現正向關係 (Gande, Schenzler, and Senbet, 2009;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Qian, Yang, and Wang, 2003; Al-Shammari, O’Brien, and AlBusaidi, 2013; Hsu, C. et al., 2013; Hsu, W. et al., 2013)。國際化雖然能夠帶來諸多利益，然而亦可能會因為文化與環境不熟悉的學習成

本、市場與經營環境風險、溝通協調的管理成本等對績效產生負面的影響 (Geringer, Beamish, and DaCosta, 1989; Hill and Hoskisson, 1987)；此外，Hitt et al. (1997) 根據交易成本觀點，認為國際化增加了交易對象的不確定性、複雜性與資訊不對稱，因

而增加協商及談判成本；Collins (1990)、Geringer et al. (2000) 及 LiPuma (2012) 發現企業的國際化與績效呈現負向關係。De Jong and van Houten (2014) 的實證研究指出：若企業營運在文化較相似的國家，則國際化程度對績效有正向之貢獻，可是若在異

質性較大的國家發展，則二者之關係為負；Chen and Tan (2012) 發現中國的跨國企業在大中華經濟圈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的國際化績效最好。不過，Morc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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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ung (1991) 及 Kotabe, Sirnivasan, and Aulakh (2002) 以美國多國籍企業為樣本之研究發現，兩者並未存在顯著的關係，亦即國際化所帶來的利益與成本會約略相互抵

消，不會明顯的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

上述之研究假設國際化與績效為線性關係，有些學者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

是更複雜的曲線關係。例如，有些研究認為企業國際化的擴張可以帶來立即性的正

面效果，然而國際化的涉入程度超越某一門檻值後，會因企業溝通協調成本大幅提

高、資源與能力的成長速度不及海外規模擴張等因素，使國際化對績效帶來負向的

效果，因此國際化與績效呈現倒 U型關係 (Geringer et al., 1989; Qian, 2002; Chen et al., 2014)。相對於前述的倒 U型關係，亦有文獻主張二者為 U型關係 (Ruigrok and

Wagner, 2003; Chen and Hsu, 2010; Assaf et al., 2012)。Ruigrok and Wagner (2003) 根據組織學習理論，認為在國際化初期企業因不熟悉國外市場的文化與環境產生較高

的學習成本，造成負向績效的結果，隨著企業適應國外市場，擴大經營規模取得規

模經濟後，國際化對績效將會帶來正向幫助，因此國際化與績效呈現 U型關係；Hsu et al. (2015) 發現研發國際化與績效的關係亦為U型曲線。Contractor et al. (2003) 綜合兩類型的曲線關係，認為過去研究的不一致的原因，係導因於未探究到國際化

績效表現的全貌，只捕捉到先遞減、後遞增、再遞減之三階段水平 S型曲線的一部分；不過，Chiang and Yu (2005) 以台灣 1998到 2002年非金融業為研究樣本，發現國際化程度與績效則是呈現先遞增、後遞減、再遞增的倒 S型曲線關係；Olmos and Díez-Vial (2015) 的研究指出：若企業採行漸近式國際化策略，則二者為 U型關係；若為加速型國際化策略，則二者為 S型曲線。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及 Hitt et al. (1997) 認為一般所採用之國際化指標只能檢視企業依賴國外市場的程度，並不能反應企業國際化的全貌；例如企業的海

外銷售額的比例很高，有可能全部集中在某一個國家或區域，如此可以為企業帶來

規模經濟，但卻不能為企業帶來廣大地理範疇的好處如分散風險，某種程度上只能

視為「國際化深度」的概念。因此，許多學者以地理多角化的觀點檢視企業的國際

化，應用不同區域間營運的地理分散程度衡量企業國際化的廣度。Kogut (1985) 以實質選擇權的觀點認為企業於多個地理區位擁有子公司時，可以透過調整生產營運

的區位來因應環境的變動，例如匯率的變動，避免受到單一市場的衝擊，而且企業

在海外營運的國家數愈多，越有從事套匯、區隔市場及差別取價等獲取更多利潤的

空間，也能形成一個共享資源的網絡，相互支援增加營運的彈性與議價力。趙雨潔、

鄭鈞云、湯明哲與黃逸平 (2017)亦主張實質選擇權可以帶給公司探索未來的機會。Kim, Hwang, and Burgers (1993) 認為企業藉由營運在多個國家能降低不確定風險，讓營運受到某單一市場供給或需求的波動所產生的負面效果降到最低，Grant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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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指出透過地理的多角化可使企業整體風險下降，容許企業進行更多的風險性投資

活動，進而賺取更高的利潤。李揚等 (2005) 的研究發現，當企業於全球市場銷售廣度越高時，越能緩和巨大國際衝擊對企業的影響。

不過，有些研究認為海外營運據越分散，企業越需要去整合他們的營運活動，

導致溝通與協調的管理成本上升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Tallman and Li, 1996)；而且企業營運銷售範圍所涉及的國家越多，整合各營業據點的交易成本越高，而且在資訊傳遞上的需求也會愈來愈多 (Hitt, Hoskisson, and Ireland, 1994)。Hitt et al. (1997) 與 Qian et al. (2008) 的研究發現地理多角化與績效會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倒 U型關係；然而，Lu and Beamish (2001) 認為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不論在資源、所有權、組織結構或管理系統上多有不同，導致國際化廣度對不同規模企業營運績

效之影響不盡相同，他們以日本中小企業為研究樣本發現企業 FDI國家數目與績效有 U型關係；Hsu et al. (2015) 發現研發國際化廣度與績效的關係亦為 U型曲線。國際化經驗有助於瞭解跨文化差異，降低跨國經營風險與環境不熟悉的學習成

本，Hitt et al. (1994)及 Contractor and Kundu (1998) 認為此有助於獲得適當的資源、知識及技能，且可提升國際經營管理能力及承擔國際經營風險。Welch and Loustarinen (1988) 指出企業國際化是依附於內部人員所投入的國際知識、經驗和技能而發展的。許多研究亦發現國際化經驗有助於提升企業績效 (Li et al., 2012; Hsu, C. et al., 2013; Hsu, W. et al., 2013; Hsu et al., 2015)。

參、研究假說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說

有關國際化與績效的關係並未達成一致的結論，可能導因於國際化對於不同規

模之企業的貢獻不盡相同。規模較大之企業擁有較充足的資源與專屬優勢，如品牌、

人力資源、通路與專業管理技能 (Dunning, 2000; Kotabe et al., 2002)，且在資本市場上的融通能力比中小企業強，並能夠容納較細緻的分工，發揮生產與行銷上的規模

經濟，在進行對外投資時佔有優勢的地位 (Horst, 1972; Lall, 1980)。Caves (1971) 也指出 FDI存在許多進入障礙，例如無形資產投入、資金成本、規模經濟、風險等，而大規模企業資源充足且承擔風險的能力強，故較小型企業利於從事 FDI (Kuo and Li, 2003)，因此以資源基礎的觀點而言，大規模企業應會有較佳的國際化績效表現。中小企業之海外投資動機大多屬於尋求低廉與穩定生產資源之防禦型投資

(Kojima, 1973; Li and Hu, 2002)，但這種生產要素成本優勢容易隨著地主國之總體經濟發展而縮減；相對而言，大企業對外投資則多為擴大海外市場規模之擴張型投資（Hymer, 1960; 陳忠榮與楊志海，1999），有助延伸企業競爭優勢於海外市場，擴大產品在地主國的市場佔有率。此外，中小企業組織與制度較有彈性，具備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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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能力與政策執行能力，在生產與銷售均具有高度的彈性，可隨市場需求變化而

調整，利於因應海外市場經營環境之變動；大企業則因組織過於僵化，過度依賴階

層式的管理制度，易使內部組織官僚化，導致較小的經營彈性。Lu and Beamish (2001) 和 Qian (2002) 的研究亦指出，不同規模的企業不論在資源稟賦、所有權、組織結構、管理能力、投資動機等皆不相同，這些差異造成企業在產業位置與相對競

爭優勢的不同，進而對國際化效果產生不同的影響。

早期學者大多以單一項目之指標衡量企業國際化程度 (Buckley, Dunning, and Pearce, 1978; Michel and Shaked, 1986; Grant, 1987;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Geringer et al., 1989; Collins, 1990)，單一項目指標雖然易於使用，但由於研究者使用衡量指標不同而過於混雜，並無助於建立標準的準則，亦無法說明衡量的效度 (Sullivan, 1994)。因此，學者陸續提出多重項目指標，希望可以改善單一項目指標之缺失，進而增加解釋企業國際化程度之效度（Welch and Luostarinen, 1988; Sullivan, 1994; Gomes and Ramaswamy, 1999; 李揚等，2005）。本研究以國際化深度、國際化廣度及國際化經驗等構面衡量企業國際化策略：國際化深度衡量企業整體對

於海外市場之依賴程度，國際化廣度可反映地理多角化程度，國際化經驗衡量海外

市場熟悉度；不同構面可反映不同層面的海外涉入程度。

企業擴大海外生產與銷售之營運規模，有助於企業提高規模經濟效益、累積海

外市場力量、獲得經驗及學習曲線效果等多項利益 (Contractor, 2007; Grant, 1987)。然而，不同規模企業之國際化資源與能力不同，其國際化深度產生的價值與貢獻也

應有所不同。大企業之資源基礎較為深厚，能藉由龐大的專屬優勢克服海外市場的

不利因素 (Hymer, 1960)，以較有效率的方式拓展海外市場，進而達到生產、行銷上之規模經濟；規模較小的企業因資源相對不足，亦較缺乏足夠的國際化管理知識及

能力，在拓展海外市場時所面臨的障礙也較多，因此國際化深度對其績效之邊際貢

獻應低於規模較大之企業。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H1如下：H1：國際化深度對規模越大企業之邊際貢獻越大

相對於國際化深度反應企業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國際化廣度衡量企業在海外

營運佈局的分散程度。企業提升國際化廣度可彈性的調節銷售市場與生產區位，據

以穩定收益及降低生產成本 (Riahi-Belkaoui, 1998; Kogut, 1985)，亦可分散營運風險及提供服務至不同的國際市場，達到穩定營運與增加銷售收入來源等多項利益 (Kim et al., 1993; Riahi-Belkaoui, 1998)。然而，施行國際化廣度策略需投入大量人力、資金、員工訓練、及相關管理成本。規模較小的企業不易擁有充份的資源以因應國際

化廣度策略所需之人力與物力，抑或需要以較高之代價自市場取得所需的資源；反

之，大企業之資源較為充足，較能在廣大的地理範圍內配置資源，透過生產與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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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球化實現國際化廣度的效益。因此我們提出假說 H2如下：H2：國際化廣度對規模越大企業之邊際助益越大

海外市場營運經驗對克服營運海外市場的心理距離（語言、文化、法律與制度

等差異）扮演重要的角色 (Miller, 1992)，透過國際營運經驗，企業可據以獲得適當的資源、知識及技能，有助於提升國際經營管理能力及承擔國際經營風險 (Hitt et al., 1994; Contractor and Kundu, 1998)；例如，國際化經驗有助於企業瞭解跨文化差異與當地市場的需求，可建立廣大且關係良好的供應商、顧客、政治關係的網絡，

亦能察覺更多的海外投資機會。Welch and Loustarinen (1988) 指出企業國際化是依附於企業內部人員所投入的國際知識、經驗和技能而發展的，高階主管與員工的國

際化經驗在整個國際化過程扮演關鍵角色，許多研究亦發現國際化經驗有助於提升

企業績效 (Li et al., 2012; Hsu, C. et al., 2013; Hsu, W. et al., 2013; Hsu et al., 2015)。不過，小型企業的資源較為不足，往往缺乏國際化經驗或僅有些許之海外投資經驗，

而大型企業擁有較多的資源，故較有能力累積國際化經驗及投資於較多地點。因此

國際化經驗對大型企業之總貢獻應遠大於小型企業，不過根據邊際報酬遞減法則，

國際化經驗對小型企業之邊際貢獻應大於大型企業，故我們提出假說 H3如下：H3：國際化經驗對大型企業之邊際影響低於小型企業

除了上述之國際化變數外，我們亦加入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研發、投資區域

與產業別等控制變數。不同的國家或地理區位存在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等差異，

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企業的營運成本；此外，不同產業之間存在結構性的差異，亦可

能導致不同的經營績效。產品多角化基本上區分為相關產品多角化與非相關產品多

角化，相關產品多角化指企業投入至與企業原核心資源相關的產品，非相關產品多

角化則是企業投入至與原企業核心資源不相關的產品 (Rumelt, 1982)。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企業使用所擁有獨特的核心技術進行相關產品多角化，透過各個事業單位運

用類似的生產要素、作業流程及研發或行銷資源等，可產生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及

資源分享的利益；然而，Hill and Hoskisson (1987) 指出過度的投入於相關多角化將會使企業經營較不具彈性，當企業各部門投入在特定的技術與產業資源中，一旦技

術與環境迅速變化，企業無法適度回應時，不僅會失去綜效，更可能導致企業之經

營危機。另一方面，企業採取非相關多角化可將其擁有的資源、技術與知識移轉到

不同的產品市場發掘企業成長的機會 (Salter and Weinhold, 1981)，亦能分散事業的風險、降低營運波動、保持獲利的穩定性 (Kim, Hwang, and Burgers, 1989) ；不過，企業跨足到的不熟悉的產業，不可避免的必需付出較高的學習成本與經營風險。企

業在進行國際化時，何種產品多角化策略較有助於企業國際化發展尚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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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inger, Beamish et al., 1989; Geringer, Tallman et al., 2000; Qian, 2002; 鄭政秉、李揚與黃晉偉，2006; Chang and Wang, 2007），我們認為不同規模企業在國際化時所適合發展的多角化策略類型及多角化所產生的效益亦應有所差異。

研發投入有助於產品設計的創新與改善生產製程，進而降低生產成本與達到較

高的績效 (Hitt et al., 1997; Kotabe et al., 2002)，此外研發反映了企業投資在對企業成長有潛在貢獻的知識與技術，這些可以加強現有及開發新的核心競爭力，創造更高

的績效與成長 (Autio, Sapienza, and Almeida, 2000)。雖然研發投入有助於企業提升績效已獲得諸多學者研究的支持，但企業的規模與研發創新績效兩者之間的關係卻

尚無定論。Schumpeter (1942) 指出大型企業比中小企業更有研發創新能力，規模越大的企業越有資金與能力從事大規模與不同組合的研發專案，使企業能夠大量地累

積與多樣化研發的技術知識與能力 (Damanpour, 1992)，故規模越大的企業越有能力形成研發的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達到更高的研發績效。然而，Ghobadian and Gallear (1996) 認為中小企業具有營運彈性，且沒有龐雜的組織層級影響管理階層的決策，故擁有快速反應與適應外在環境變化等特性，因此使得中小企業也可能較大

型企業具有創新能力。有些研究比較不同規模企業之創新能力，發現每單位研發支

出所得到的專利數與企業規模成反向關係 (Acs and Audretsch, 1988; Cohen and Klepper, 1996)。由上述可知，不同規模企業研發投入的績效不盡相同，進而對企業整體營運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探討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之影響，我們認為國際化對不

同規模企業之貢獻不盡相同，特別在較大規模與較小規模企業間的差異應更為明

顯。過去探討國際化與績效的研究，大都採用迴歸模型來描述二者之間的關聯性，

相對應之參數為解釋變數對於應變數「平均」趨勢的邊際效果。條件平均數是分配

中重要的指標，但不一定能夠代表全體條件分配的行為，特別在條件分配具有異質

性時，分配兩端與條件平均數之行為非常可能存在極大之差異。一般迴歸模型僅在

控制變數中加入企業規模，可是此隱含不論何種規模大小的企業皆存在相同的國際

化邊際效果。因此，分析條件平均數之迴歸模型並不適合用來驗證本研究之假說。

Koenker and Bassett (1978) 提出的分量迴歸模型，不同於傳統迴歸模型所估計之係數乃指解釋變數對應變數的「平均」邊際效果，而是解釋變數對應變數在某個「特

定分量」時的邊際效果，從而更清楚地描繪應變數的整個分配特性與行為。換言之，

分量迴歸不但可以檢視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之邊際影響，且能較完整的描述國際

化與績效之間的關係。茲將分量迴歸模型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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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yi為應變數，為解釋變數向量，N為樣本觀測值的個數。在線性模型的架構下，給定權重，估計第 τ個分量迴歸的目標函數為平均加權絕對誤差：

(1)

第 τ個分量迴歸的估計參數即為極小化式 (1) 之解。由於之一階條

件不存在封閉解，且在處不可微分，故無法利用傳統之數值方法求解，

Koenker and D’Orey (1987) 建議採用線性規劃法估計分量迴歸參數。在適當的條件

下，分量迥歸係數估計式具有漸近常態分配之性質，且為真實參數之一致

估計式 (Koenker and Bassett, 1978)。由於之漸近共變異矩陣不易估計，一般利

用自體重複抽樣法 (Bootstrapping) 直接估計漸近共變異矩陣之元素（莊家彰與管中閔，2005）。

肆、實證分析與討論

一、資料來源與變數說明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經濟部統計處 2006年出版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調查有效樣本企業為 1,667家；排除數據不合理之觀測值（例如外銷接單中各地區出貨比例皆為零）與非製造業廠商後，最終研究樣本數為 1,151家企業。本研究以總銷售取自然對數額為應變數，在分量迴歸的概念下具有兩種意義。首先，

許多研究常以銷售額衡量企業規模 (Hitt et al., 1997; Lu and Beamish, 2004; Qian, 2002; Kotabe et al., 2002)，因此不同分量下之應變數可視為不同的企業規模，其中越高的分量表示規模越大；其二是模型所估計的係數為解釋變數對銷售成長率的邊

際影響。因此，透過分量迴歸我們得以取得國際化程度對不同企業規模之銷售成長

率的影響。

國際化變數包括國際化深度、國際化廣度與國際化經驗。本研究依 Sullivan (1994) 的國際化衡量觀點，透過因素分析法將海外銷售額占總銷售額之比例、海外研發支出占總研發支出之比例、海外固定資產增購額占總固定資產增購額之比例、

及海外員工人數占總員工人數之比例等四項指標整合為國際化深度指標，並將此指

標取自然對數，因此估計係數為國際化深度變動對銷售成長率影響的彈性。

過去研究大多以地理多角化的概念探討國際化廣度，除了透過企業投資橫跨的

國家範疇來衡量外 (Lu and Beamish, 2001)，尚有研究以銷售（Hitt et al., 1997；李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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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5）或海外子公司 (Qian et al., 2008) 在各區域的分散程度衡量企業地理多角化的程度，我們參考李揚等 (2005) 的研究概念，以企業在海外銷售的廣度衡量國際化廣度。問卷資料中之調查項目「台灣及海外出貨」，將出貨地區分為台灣、大陸、

東南亞國家與其他國家等四個區域，因此 Herfindahl 指數之公式如下：

國際化廣度＝ (2)

其中 Si表示企業在第 i個地區出貨金額比例。此指數值越大表示企業出貨區域越集中，國際化廣度越低；反之，指數值越小表示出貨區域越分散，國際化廣度越

高。我們亦將此指標取自然對數，因此估計係數為國際化廣度變動對銷售成長率影

響的彈性。至於企業國際化經驗，本研究依 Delios and Beamish (2001) 之處理方式，以企業對外投資的年數做為國際化經驗之代理變數。

控制變數包括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研發、投資區域與產業別。產品多角化一

般可區分為相關多角化以及非相關多角化，本研究參考鄭政秉等 (2006) 的研究，以問卷資料中之調查項目「最主要海外投資地區事業產品與台灣母公司產品的關係」，

來區分企業所採取的多角化策略型態，將選擇「無關係」選項之樣本企業定義為非

相關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其餘則為相關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研發變數為全年研

發支出總額取自然對數，因此估計係數為研發支出變動對銷售成長率影響的彈性；

由於部份樣本企業之研發費用為零，我們參考 Rothmuller (2003) 與 Tang (2003) 的做法，將研發支出為零的企業以新台幣 1元取代。企業在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不同的地理區位在環境、政治、文化、資源及距

離等因素上存在差異，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經營的績效；本研究以問卷中之「最主

要對外投資地區」為分類依據，並依照台灣主要對外投資地區分為中國地區、北美

地區、東南亞地區、及其它地區等四個區域，並以其它地區做為參考群體。此外，

由於產業間存在發展程度與結構性的差異，給定其它解釋變數後，不同產業之成長

率應有所差異 (Tallman and Li, 1996)；本研究將產業區分成傳統產業、基礎製造產業、及技術密集製造業三大類，並以傳統產業為參考群體。根據上述之說明，本研

究之實證模型可表示如下：

(3)

107


其中 τ為企業規模分量，τ值越高表示企業規模越大；而各變數之係數為 τ之函數，表示它們會隨著企業規模不同而改變，亦即在不同企業規模下，各解釋變

數對企業績效影響程度會有差異。實證模型中之變數的敘述統計參見表 1。

表 1 變數之敘述統計變數平均數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

應變數

Q（ln 銷售總額

（單位：新台幣元）)20.3001 2.0470 13.2708 27.4225

解釋變數

INTD（ln 國際化深度） 4.3205 1.0987 -0.2863 5.7041

INTS（ln 國際化廣度） 8.7389 0.3910 7.8240 9.2103

INTEXP（國際化經驗） 7.9818 4.3277 1 39.0000

控制變數

DIV0（非相關多角化） 0.0547 0.2275 0 1

lnRD（ln 研發支出

（單位：新台幣元））12.2804 7.4017 0 23.3182

IND1（基礎製造業） 0.2389 0.4266 0 1

IND2（技術密集產業） 0.5743 0.4947 0 1

LCA0（中國地區） 0.8271 0.3783 0 1

LCA1（北美地區） 0.0434 0.2039 0 1

LCA2（東南亞地區） 0.0912 0.2881 0 1

二、實證結果

表 2為分量迴歸與最小平方法 (OLS) 之實證結果，其中包括 0.01、0.05、0.1、0.25、0.5、0.75、0.9、0.95、及 0.99分量之估計結果，我們估計變異數之自體重複抽樣次數為 1,000。為了更清楚觀察分量迴歸與 OLS的差異，本文亦將各分量迴歸及OLS估計係數之95%信賴區間描繪於圖1，橫軸為分量 τ，縱軸為估計係數；其中，三條水平線為 OLS估計值及相對應之 95%信賴區間，而三條曲線為各分量迴歸估計值及相對應之 95%信賴區間。此外，我們也於表 3進行跨分量 (Inter-quantile) F檢定，分析變數在分量 τ與分量 (1–τ)的邊際效果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


108

表2 分量迴歸與最小平方法之估計結果

分量

變數

0.01

0.05

0.

10.

250.

5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係數

t值

INT

D-0

.043

-0

.57

0.

130*

1.

81

0.1

37**

*3.

09

0.16

0***

3.30

0.

207*

**4.

35

INT

S1.

104*

1.

86

0.34

0*

1.79

0.

504

1.

20

0.22

6

1.18

-0

.143

-0

.59

INT

EX

P0.

948*

**10

.20

0.

931*

**20

.10

0.

937*

**22

.70

0.

930*

**28

.5

0.92

6***

27.4

6

DIV

0-1

.316

* -1

.91

-0

.534

* -1

.78

-0

.462

* -1

.91

-0

.514

***

-3.2

0

-0.4

95**

*-2

.71

lnR

D0.

808*

**3.

99

0.87

2***

6.72

0.

752*

**7 .

39

0.57

2***

5.86

0.

493*

**7.

34

LCA

00.

050

0.

15

0.17

4

0.76

0.

118

0

.48

0.

273

1.

09

0.14

4

0.67

LCA

10.

733*

1.

73

0.43

3

1.30

0.

535*

1.

75

0.45

6

1.44

0.

472*

1.

78

LCA

20.

574

1.

21

0.21

1

0.66

0.

325

1.

08

0.15

6

0.57

-0

.080

-0

.30

IND

10.

416

1.

01

0.48

5**

2.53

0.

348*

* 1.

97

0.39

4**

2.28

0.

302*

* 2.

08

IND

20.

241

1.

40

0.22

0

1.23

0.

185

1.

05

0.25

5*

1.95

0.

140

1.

24

Con

t.6.

639

1.

3 2

7.32

1*

1.76

14

.463

***

4.33

16

.441

***

7.56

18

.408

***

11.4

2

Pse

udo

R2

0.47

740.

502

0.49

410.

4784

0.45

95

註：

(1) 分

量迴

歸標

準差

是以

拔靴

法自

體重

複抽

樣1,

000

次估

計求

得；

　　

(2)*

、**

、**

*分

別表

示10

%、

5%、

1% 之

顯著

水準

。

109


表2 分量迴歸與最小平方法之估計結果（續）

分量

變數

0.75

0.9

0.95

0.99

OLS

係數

t值

係數

t值係

數t值

係數

t值係

數t值

INT

D0.

314*

**6.

97

0.44

2***

5.25

0.

490*

**5.

87

0.54

5***

4.70

0.

210*

**6.

01

INT

S-0

.162

-0

.69

-0

.318

-0

.77

-0

.556

**

-1.9

7

-1.3

70*

-1.9

4

-0.0

13

-0.1

4

INT

EX

P0.

903*

**29

.30

0.

783*

**16

.60

0.

790*

**14

.60

0.

851*

**11

.50

0.

896*

**37

.7

DIV

0-0

.352

-1

.48

0.

051

0.

20

0.21

0**

1.89

0.

789*

1.

96

-0.3

94**

*-2

.85

lnR

D0.

417*

**7.

14

0.54

9***

3.89

0.

344*

* 2.

12

0.20

4

1.17

0.

516*

**9.

54

LCA

00.

150

0.

62

0.20

3

0.66

0.

150

0.

35

0.25

3

0.48

0.

162

0.

90

LCA

10.

367

1.

31

0.09

9

0.21

0.

653

1.

08

0.55

3

0.88

0.

451*

1.

85

LCA

2-0

.006

-0

.02

0.

078

0.

21

0.20

3

0.41

0.

306

0.

54

0.04

9

0.23

IND

10.

417*

* 2.

30

0.46

8**

2.05

0.

872*

**2.

70

0.53

2

1.51

0.

352*

**3.

26

IND

20.

124

1.

01

0.40

8**

2.34

0.

769*

**3.

02

0.62

5*

1.70

0.

214*

* 2.

23

Con

t.16

.871

***

9.07

2 3

.440

***

6.51

29

.277

***

6.52

27

.004

***

5.25

17

.922

***

12.1

0

Pse

udo

R2

0.43

250.

4027

0.40

720.

4821

0.68

51

註：

(1) 分

量迴

歸標

準差

是以

拔靴

法自

體重

複抽

樣1,

000

次估

計求

得；

　　

(2)*

、**

、**

*分

別表

示10

%、

5%、

1% 之

顯著

水準

。


110

圖 1 分量迴歸與最小平方法估計係數之 95%信賴區間

111


表 3 跨分量 (Inter-quantile)之 F檢定分量

變數0.01 vs. 0.99 0.05 vs. 0.95 0.1 vs. 0.9 0.25 vs. 0.75

INTD24.5579***

(< 0.0001)20.2663***

(< 0.0001) 20.5314***

(< 0.0001) 17.1868***

(< 0.0001)

INTS5.4536**

(0.0196) 3.2812*

(0.0702) 3.9945**

(0.0458) 2.0594

(0.1514)

INTEXP0.8955

(0.3441) 9.2709***

(0.0024) 10.2576***(0.0014)

0.9355(0.3335)

DIV06.5363**

(0.0106) 4.7824**

(0.0289) 3.4661**

(0.0628) 0.5234

(0.4695)

lnRD6.8408***

(0.0090) 9.2501***

(0.0024) 2.0917

(0.1482) 3.5601*

(0.0593)

LCA00.3066

(0.5798) 0.0068

(0.9344) 0.0922

(0.7615) 0.2677

(0.6050)

LCA11.6379

(0.2007) 0.0850

(0.7707) 0.7924

(0.3735) 0.0977

(0.7547)

LCA21.5952

(0.2067) 0.0005

(0.9819) 0.5349

(0.4646) 0.3045

(0.5811)

IND10.0420

(0.8377) 1.6568

(0.1982) 0.3271

(0.5674) 0.0191

(0.8901)

IND25.3217**

(0.0212) 4.8145**

(0.0283) 1.0187

(0.3130) 0.9903

(0.3198)

註：括號內為 p 值，*、**、*** 分別表示 10%、5%、1% 之顯著水準。

表 2之 OLS結果指出國際化深度 (INTD) 對成長率之影響顯著為正，此與Grant (1987) 及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等研究發現一致；分量迴歸之估計結果則顯示，國際化深度對企業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且企業規模越大其影響效果越大（僅

在極小規模之 0.01分量的係數為負但不顯著）。圖 1有關國際化深度之結果亦顯示，分量迴歸係數隨著企業規模分量增加而遞增，表示企業規模愈大，國際化深度對企

業的邊際貢獻愈高。更精確而言，OLS之估計係數與中位數分量之估計值差不多，而左尾較小規模分量之估計係數低於 OLS估計係數，右尾較大規模分量之估計係數則高於 OLS估計係數。這些結果表示 OLS模型無法完整說明國際化深度對不同企業規模之貢獻，僅能說明企業在中位數分量的行為，會高估小規模企業及低估大

企業之國際化深度的效果，而且愈靠近二端的誤差愈大。再者，表 3之四組跨分量的 F檢定 (0.01 vs. 0.99、0.05 vs. 0.95、0.1 vs. 0.9、0.25 vs. 0.75)，皆在 1%的顯著水準下，否決國際化深度貢獻相同之虛無假說 (Null Hypothesis; H0)，亦即企業規模越大，國際化深度之邊際貢獻愈大。綜合以上分析的結果，本研究之假說 H1獲得支持。


112

國際化廣度 (INTS)方面，圖 1顯示分量迴歸係數隨著企業規模分量增加而遞減，約在中位數分量附近由正轉負；表 2的估計結果則指出，OLS之估計係數略大於 0.5分量之估計值且皆不顯著異於 0，而分量迴歸之估計係數在二端明顯的不同，0.05分量以下之迴歸係數顯著為正，而 0.95分量以上迴歸係數則顯著為負。由於 INTS值越大表示國際化廣度越低，越小表示國際化廣度越高，因此國際化廣度對於大企業之貢獻為正，但不利於小企業之績效表現。此外，表 3之四組跨分量的F檢定顯示，除 0.25和 0.75分量之間無顯著差異外，另三組皆存在顯著差異，因此

假說 H2獲得支持。表 2有關國際化經驗 (INTEXP) 的估計結果指出，各分量迴歸估計係數與最小

平方法皆顯著大於零，亦即國際化經驗有助於企業績效的提升，此與 Delios and Beamish (2001) 及 Contractor and Kundu (1998) 研究結果一致。圖 1亦顯示從左尾至中位數分量之間頗為平坦，且分量迴歸估計係數之信賴區間與最小平方法相互重

疊，不過在中位數分量至大規模分量處有遞減的趨勢，但在右尾極大規模分量卻又

略顯回升。此外，表3之四組跨分量的F檢定指出，僅有 (0.05 vs. 0.95) 及 (0.1 vs. 0.9) 兩組存在顯著的差異，極端企業規模 (0.01 vs. 0.99) 與四分位距間 (0.25 vs. 0.75) 則無明顯不同。整體而言，我們的實證結果發現國際化經驗對企業的銷售成長之貢獻

顯著為正，且對不同規模企業之影響大致相似，僅有對大企業之貢獻明顯低於規模

較小的企業，故假說 H3獲得支持。本研究以虛擬變數 DIV0探討非相關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相對於相關產品多

角化海外投資）對不同企業規模之影響，表 2之 OLS估計係數顯著為負，此與Geringer et al. (1989)、Qian (2002) 、鄭政秉等 (2006)及 Chang and Wang (2007)之研究發現一致，亦即企業在進行國際化時，應採用相關多角化策略；然而，圖 1顯示分量迴歸係數隨著企業規模分量增加而遞增，表示企業規模愈大，非相關產品多角

化海外投資的貢獻愈大。再者，表 2之分量迴歸的估計結果顯示，中位數分量以下之估計係數顯著為負，而 0.95分量以上之估計係數則顯著為正；亦即，大企業在進行國際化時，非相關多角化之貢獻明顯大於相關多角化，而規模愈小之企業在進行

國際化時，愈應該採用相關多角化策略。再者，表 3之四組跨分量的 F檢定結果，除 0.25和 0.75分量之間無顯著差異外，另三組皆存在顯著差異，顯示非相關多角化對不同企業規模之影響的確存在明顯的不同。

在研發支出 (lnRD) 方面，表 2指出 OLS與各分量之估計係數皆為正數，圖 1則顯示分量迴歸係數隨著企業規模分量增加而遞減，而 OLS之估計係數與 0.25分量至中位數分量之估計值差不多；此表示研發投入確實能增進營運的績效與成長，

但對中小企業之邊際貢獻勝過其對大型企業所創造的效果，因此 OLS模型無法完

113


整說明研發活動對不同企業規模之貢獻，僅能說明企業在中位數分量附近的行為，

會低估小規模企業及高估大企業之研發之邊際效果，而且愈靠近二端的誤差愈大。

表 3的 F檢定亦支持之結果，除了 0.1與 0.9兩個分量之間，其餘三組相對規模分量的係數檢定皆具有顯著性的差異，顯示不同企業規模的研發彈性確實存在顯著的

差異。為何研發投入對中小企業之邊際貢獻勝過其對大型企業所創造的效果？ Acs et al. (1997) 認為大企業存在過多組織上的繁文縟節，且因創新所有權的問題使員工缺乏誘因積極創新研發，導致存在不努力投入研發的員工也能分享報酬的搭便車行

為。此外，大企業研發支出較小規模廠商來的高，當研發的規模不斷擴大，使得各

方面難以得到有效的協調而降低了研發效率。

在地區別方面，本研究將樣本觀測值地區分為中國 (LCA0)、北美地區 (LCA1)、東南亞地區 (LCA2) 及其它地區，並以其它地區作為參考區域。表 2指出：在 5%顯著水準下，OLS估計係數及 LCA0、LCA1與 LCA2之各分量估計係數皆不顯著異於 0，而且圖 1之 LCA0、LCA1與 LCA2皆顯示 OLS估計係數與各分量估計係數差異不大，加上在 10%顯著水準下，表 3之 4個 F檢定皆不顯著。因此，在其它條件不變下，不同規模企業在不同地區投資的績效並無顯著的差異。

我們將樣本區分為傳統產業、基礎工業 (IND1) 與技術密集產業 (IND2) 三類，並以傳統產業為參考群體。表 2顯示 IND1與 IND2之 OLS估計係數顯著大於零，基礎工業之分量迴歸估計係數皆顯著為正，技術密集產業則在較小規模分量 0.25處與大於 0.9分量時顯著大於零；表 3指出 IND1的 4個之 F檢定皆不顯著，而 IND2僅有在二個極端（0.01 vs. 0.90及 0.05 vs. 0.95）呈現顯著的差異。因此，在其它條件不變下，基礎工業績效明顯高於傳統製造產業，而僅在企業規模足夠大時，技術

密集企業之績效才會優於傳統製造業廠商。

三、討論

國際化與績效之研究一直存在許多分歧的結果，迄今未能獲得一致之結論；我

們認為不同規模企業在資源、知識、經驗與管理能力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這些差

異可能影響企業之國際化策略與佈局，因此導致國際化對於不同規模企業的績效產

生不同的影響。例如，大企業擁有較充裕的資源、知識及管理能力從事國際化，且

可有效的配置資源與發揮專屬優勢，藉以獲得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相對而言，中

小企業具備高度的應變能力與政策執行能力，可隨市場需求變化而彈性調整生產與

銷售，利於因應不同海外市場經營環境之變動。

早期學者大多以單一項目之指標衡量企業國際化程度，可是國際化為一廣泛且

複雜之企業行為，因此研究的觀點與角度不同，即可能採用不同國際化指標；所以


114

學者陸續提出多重項目指標，希望可以改善單一項目指標之缺失，進而增加解釋企

業國際化程度之能力。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以國際化深度、國際化廣度及國際化

經驗等構面建構企業國際化策略，據以可反映不同層面的海外涉入程度之意義與價

值。我們認為不同國際化構面對不同規模企業之影響不盡相同，因此適合不同規模

企業發展的國際化策略亦應有所差異；此外，由於台灣是一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

且對國際市場依存度非常高的國家，研究成果可提供台灣中小企業制定國際化策略

之參考。

實證結果顯示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之邊際貢獻呈現非線性之關係。其中，國

際化深度對企業有顯著之邊際貢獻，且企業規模越大其影響效果越大；而國際化經

驗之影響顯著為正，且對不同規模企業之影響大致相似，僅有對小型企業之貢獻明

顯高於大企業。因此，不論企業規模為何，皆應持續強化國際化化深度與國際化經

驗。至於國際化廣度對於大企業之貢獻為正，但對中型企業之影響並不顯著，且不

利於小企業之績效表現，所以大型企業適合將企業價值鏈活動適度廣泛佈局於具有

生產比較利益或市場潛力的地理區位，使企業能分享營運的資訊、分散經營的風險、

彈性合理化的生產製造與及時回應市場之需求發揮地理範疇經濟之綜效；而中小型

企業較不適宜以廣泛的營運佈局策略進行海外投資，應當整合企業資源採取集中投

資於少數特定的地理市場的國際化策略，針對利基市場進行開拓和發展以提升生產

效率與規模經濟之效益。

就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策略而言，企業規模愈大，非相關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

的貢獻愈大，而且大企業之非相關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之貢獻明顯大於相關產品多

角化海外投資。因此，中小型企業應將企業資源聚焦在相同或相關性質產品的海外

投資上，藉由在生產技術、設備、原料及行銷通路等與本業相似的情形下，可共享

企業內部資源、核心能力與管理策略有助於達成規模與範疇經濟，提升對外投資對

企業之貢獻。然而，大型企業可採取非相關產品多角化策略擴展本身核心技術以獲

得競爭優勢，將企業專有技術或資源發展至新的產品市場或異業領域尋求成長的機

會，如此不但可避免過度投入在特定產業造成經營失去彈性，亦可分散事業的風險

保持獲利的穩定性。

綜合言之，中小型企業在持續加強國際化化深度與國際化經驗的同時，若能適

度的擴大企業本身的規模，加強企業實體資源以彌補本身資源之不足，當能更有效

提升國際化為企業帶來的效益；此外，應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於少數有效率之處，例

如聚焦海外投資跟本業相似的產品，而且集中在少數適當的海外地區。相對而言，

大型企業除了要持續加強國際化化深度與國際化經驗外，也應將企業價值鏈活動廣

泛佈局於具有生產比較利益或市場潛力的地理區位，使企業能分享營運的資訊、分

115


散經營的風險、彈性合理化的生產製造與及時回應市場之需求，藉以發揮地理範疇

經濟之綜效；亦可採取非相關產品多角化策略擴展本身核心技術以獲得競爭優勢（特

別在現行產品市場成熟飽和、成長受到限制時），將企業專有技術或資源發展至新

的產品市場或異業領域尋求成長的機會。

伍、結論

國際化與績效之研究一直存在許多分歧的結果，迄今未能獲得一致之結論。我

們認為不同規模企業在資源、知識、經驗與管理能力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因此適

合不同規模企業發展的國際化策略與佈局應有所差異，進而產生不同的影響。此外，

過去研究大都應用 OLS（或最大概似法）估計迴歸模型，可是這只能獲得國際化對於「平均」績效之影響，並不能夠代表全體分配的行為，特別是在資料存在異質性

時，分配兩端與平均數之行為可能存在極大之差異。分量迴歸能估計自變數對因變

數在的某個「特定分量」時的邊際效果，因此可以檢視不同規模企業之國際化對績

效影響的效果，且能較完整的描述國際化與績效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來自於經濟部統計處 2006年出版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扣除非製造業及無效資料，研究樣本數為 1,151家企業。分量迴歸的實證支持本研究的假說：不同的國際化構面對不同規模企業之影響不盡相同。詳細的實證

結果如下：(1)國際化深度對企業有顯著正面的貢獻，而且企業規模越大其影響效果越大；(2)國際化廣度對於大企業之貢獻為正，但不利於小企業之績效表現；(3)國際化經驗之貢獻顯著為正，而且對大企業之貢獻明顯低於小型企業；(4)企業規模愈大，非相關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的貢獻愈大，而且大企業之非相關產品多角化

海外投資之貢獻明顯大於相關產品多角化海外投資；(5)研發投入的確可提升營運績效與成長，但對中小企業之邊際貢獻勝過其對大型企業所創造的效果。

台灣是一個對國際市場依存度非常高的小型經濟體，而且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體，因此頗為適合以分量迴歸分析不同規模企業之國際化對績效影響的效果，後續

研究亦可考慮將此研究架構應用於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亦扮演重要角色的已開發國

家（例如日本）。此外，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在國際市場的涉入程度與日俱增，亦相

當適合應用分量迴歸探討她們企業的國際化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有別於過去文獻應用傳統迴歸模型分析國際化對績效之「平均行為」，

以分量迴歸模型探討國際化對不同規模企業的貢獻，雖然能夠較完整的描述國際化

與績效之間的關係，並且可以解釋為何國際化與績效之研究一直未能獲得一致之結

論，然而亦存在下述之研究限制。首先，研究樣本之資料來自於經濟部統計處 2006年出版之「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報告」，由於經濟部已停止「製造業對外投資


116

實況調查報告」之相關作業，故無法以近期的資料加以分析。其次，美國市場為台

灣重要的外銷地區，不過問卷資料中之調查項目「台灣及海外出貨」，僅將出貨地

區分為台灣、大陸、東南亞國家與其他國家等四個區域，因此我們只能遷就資料分

為四區。最後，問卷並未要求廠商提供相關變數之過去資料，而且各年所訪問的廠

商不盡相同，亦無法加以辨識以取得縱橫資料 (Panel Data)，故無法檢定解釋變數與績效間是否存在時間延遲之情形。

117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n Application of Quantile Regressions

SummaryFirms that ar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their products, services, and value chain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are doing so in order to seize continually growing and strong develop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Global success allows firms to ha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uch as greater economies of scale, decreased operational risks, more market access, and etc. However, does internationalization really help increase business performance? Man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erformance (Grant, 1987; Daniels and Bracker, 1989; Li, Qian, and Qian, 2012; Hsu, Lien, and Chen, 2013, 2015), while others argue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Collins, 1990; Geringer, Tallman, and Olsen, 2000; LiPuma, 2012). Some in the literature further indicate that these two concepts have a more complicat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Hitt, Hoskisson, and Kim, 1997; Contractor, Kundu, and Hsu, 2003; Qian, Li, Li, and Qian, 2008; Qian, Khoury, Peng, and Qian, 2010; Assaf, Josiassen, Ratchford, and Barros, 2012; Chen, Jiang, Wang, and Hsu, 2014; Olmos and Díez-Vial, 2015).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re mainly based on samples of large firms, yet 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foreign markets (Acs and Audretsch, 1988; Oviatt and Mcdougall, 1994; Acs, Morck, Shaver, and Yeung (1997); Lu and Beamish, 2001; Qian, 2002). Lu and Beamish (2001)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is U-shaped for SMEs in Japan, while Qian (2002) claimed that it is inversely U-shaped for SMEs of the U.S. So far, there is no common conclusion on this topic. Hence, empirical research studies are still unable to achieve any consistent conclusion about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One of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may be that firms with different operating scales have different resourc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anagement systems, and investment targets. In other words, operating scales may limit firms to

Yang L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Ching-Chang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Yi-Chun Li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ua-Shun Liu, Investment Advisor, Wealth Management Departmen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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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ly adopt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which could explain why we observ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therefore hypothesizes that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may vary with firms’ operating scales. Hence, the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configurations should vary with sizes of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 wide-ranging and complex business behavior. Applying just a single indicator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l likely gain a partial propert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of firms. This is another possible reason w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oes not achieve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We therefore construct multi-dimensional indices to measure degre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dep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bread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dep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measures a firm’s dependence on the foreign market. The bread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reflects the degree of a firm’s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represents the knowledge a firm has accumulated from previous operations abroad. Henc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to b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by the data of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H1: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from the dep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greater for

larger firms.H2: The marginal benefit from the bread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greater for

larger firms.H3: The marginal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o larger firms is smaller than

that to smaller companies.

Taiwan is an open economy with a small domestic market and few natural resources, consequently,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must depend heavil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instance, the value of exports accounted for 73.66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that of exports plus imports was 140.13 percent of GDP in 2010. It is well known that Taiwan’s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 at a rapid pace with per capita income growing from US$196 in 1952 to US$18,603 in 2010. Lucas (1993) argues that the economic miracle of Taiwan comes from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push economic growth, which results from learning-by doing through a huge volume of exports. Taiwan’s FDI took off in 1986 and most FDI in recent years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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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en by export-oriented firms (Chen, 1992). These firms ventured abroad ever since the value of Taiwan’s currency (NT$) and the domestic wage rate skyrocketed simultaneously, both undermining their competitiveness (van Hoesel, 1996).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e Investment Commission in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iwan's government approved of only US$374.58 million in overseas investment in 1987, while it surged to US$62.5 billion by the end of 2010. Hence, the dataset of Taiwan’s manufacturing firms is appropriate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Previous studies employed the maximum likelihood (ML) method or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ethod to estimate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However, they only provide location measures of mean, representing the “averaging” behavior or “central” tendency of a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hence, they are unable to explain the behaviors of firms with small and/or large operating scales (i.e., the right-tail or left-tail behaviors of the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he entir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needs to be fully explor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offers multiple vectors of parametric estimators corresponding to each conditional quantile of a firm’s operating scale distribution. Hence, it can better completely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Moreover, the corresponding estimators are robust to outliers, skewed tails, or truncated distribution. Taiwan’s SMEs hav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to confront capital shortages, energy crises, and depressions. After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1960s, the SMEs still constitute 97.68 percent of all businesses in Taiwan as of 2010. The share of sales and exports by SMEs were 29.55 percent and 16.16 percent, but they accounted for 50.65 percent of exports and even 78.06 percent of employment. Hence, a quantile regression is very appropriate for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aiwan’s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dataset, collected from “Report on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the Manufactures”, conducted b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onsists of 1,151 manufacturing firm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ll hypotheses are supported and that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different sizes of firms exhibit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More specifically, the larger the firm size the higher the marginal effects are for the dep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le the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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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n small firm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n large firms. Thus, whether a firm is small or big, it should continually reinforce the depth of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ribution from the bread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larger firms is positive, its effect on medium-sized companies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t is even unfavorable to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businesses. We may conclude that firms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scales need distinct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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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揚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統計碩士、經濟博士，現職為國立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

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直接投資、生產力與效率、金融機構管理。論文曾刊

登於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The Developing Economies、Applied Economics、The Service Industry Journal、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 Systems、臺大管理論叢、管理與系統、中山管理評論、應用經濟論叢等期刊。

**吳錦錩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現職為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助理

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化策略與國際直接投資。

劉怡君

國立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生。

主要研究領域為行銷能耐、國際化策略與區域經濟整合。

劉華順

國立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現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財富管理處投資顧

問。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直接投資。

*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文修正的更臻完善；文中若仍有疏漏之處，當由作者負責。作者感謝科技部對本研究的經費補助（NSC 102-2410-H-390-032）。

** 本文連繫作者，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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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與績效之分量迴歸分析review.management.ntu.edu.tw/paper/4204-p.pdf國際化與績效之分量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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